知名瑜伽机构梵音陷入闭店与退费两难风波。2月27日，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已经处于关店状态的梵音瑜伽国瑞购物中心店、正大中心店及达官营店看到，电脑、瑜伽道具、桌椅摆放整齐，但店门紧锁且没有任何工作人员。由于梵音瑜伽皆为直营门店，且普遍采用预付式消费，关店意味着短期内无任何其他门店可承接消费者转课诉求。有专家指出，直营模式抗风险能力反而比加盟模式更弱，一旦品牌总部资金链出现问题，员工、消费者的权益皆得不到合理保障。当企业出现经营困难时，应当在第一时间寻求行业帮扶，尽可能保障消费者权益最大化。同时，第三方监管平台以及捆绑预付卡的保险机制，应加速落实与实施。
门店全部关停
未提前通知
从全国范围内超80家直营门店，到创始人致歉宣布将进行内部整顿，梵音瑜伽发展也不过20年。北京商报记者在国瑞购物中心的梵音瑜伽门口看到，该门店贴有公告显示，梵音瑜伽与北京国瑞兴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租赁合同》于2025年11月到期。这意味着，梵音瑜伽的闭店并非合约到期，而是其自发行为，或与经营异常有关。
针对闭店后会员预付卡的核销情况，梵音瑜伽国瑞购物中心门店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目前门店正在统计会员剩余课时的情况，统一上报总部等待下一步进展。该门店周边的商铺人员透露，梵音瑜伽最近出现了关店，此前营业状态一直较为稳定。
不仅国瑞购物中心门店，达官营门店也出现了同样状况。门店周围工作人员透露，“梵音瑜伽门店关门已有两三天的时间，属于突然关闭”。该工作人员表示，即使是过年期间，梵音瑜伽也一直处于正常营业。
“2月22日还正常上课，2月24日约课程序一直都处于正常状态。瑜伽老师也并未提前透露关停消息。”梵音瑜伽达官营门店会员张女士表示，正因一切正常的经营状况，对于本次关停才格外诧异。
透过梵音瑜伽达官营门店的玻璃可以看到，店内器材尚未搬空，仍可见具体的约课排班表。周边门店的员工表示，自关停后未有梵音瑜伽的人员来此工作。
大众点评显示，截至目前，梵音瑜伽在北京共有国贸、大悦城、世茂天阶等22家门店，现已显示全部暂停营业。同时，位于正大中心的梵音轻素餐厅也一并闭店。不仅北京，杭州地区的梵音瑜伽门店也全部显示暂停营业，上海地区部分门店显示暂停营业，显示尚可预约的门店也无法拨通电话。
梵音瑜伽的创始人饶秋玉2月26日在梵音瑜伽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声明显示，受融资失败影响，现阶段梵音瑜伽已宣布停业整顿，对于欠款饶秋玉表示，会通过不同方式进行偿还。
2月25日，梵音瑜伽一夜之间关停了全北京22家门店，梵音瑜伽的小红书官方账号自2月7日就再无更新内容，现阶段饶秋玉的个人抖音账号尚在正常更新。
直营模式也靠不住
抗风险能力弱
直营门店大面积闭店虽然罕见，但潜在风险始终存在。在奢侈品时尚领域专家张培英看来，“直营门店抗风险能力有时候反而比加盟门店更弱”。
“直营门店相比加盟门店更在乎品质管理与客户服务等方面，所以资金投入更多。”张培英解释称，直营模式更像是“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一旦总部出现资金断链，所有的门店运营都受到干扰。
同时，张培英指出，瑜伽行业为了追求品牌效应，大多会选址在高级写字楼及购物中心，所以高昂的租金成本成为维系品牌长远发展的关键问题。直播健身、互联网平台的低成本线上健身业的兴起，对实体健身业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梵音瑜伽门店的关闭也显得不再奇怪”。
其实不仅仅是梵音瑜伽遇到了瓶颈。在2022年1月，上海经营近十年的Mysoul瑜伽馆在同年10月毫无预兆关门后，至今仍旧拖欠会员会费没有退还。2022年2月，拥有近200家门店的瑜舍瑜伽也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通知，旗下门店全部停止营业，后续的会员预付卡也一直未能赔付。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寻求注资或是梵音瑜伽重生的途径。张培英指出，现阶段梵音瑜伽尚未宣告破产，这说明资金链并未完全断裂，注资是挽救品牌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
“梵音作为直营模式的瑜伽品牌，在面临被收购或品牌转让时相比加盟品牌会更具有价值。”张培英直言，寻求第三方机构介入，将预付卡余额或课时进行转让也不失为梵音瑜伽“妥善售后”的一种方式。不过，因品牌定位、辐射客群的不同，转让预付消费仍有较大难度。
梵音瑜伽官网显示，梵音瑜伽成立于2002年，原名为北京瑜伽，后更名为FineYoga梵音瑜伽，现阶段梵音瑜伽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拥有超80家直营门店。
需与保险公司捆绑
金额与时长要设限
预防卡消费已经成为消费者权益受损的重灾区，而这种现象至今未能缓解。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数据，2022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115.19万余件，售后服务问题占比最大，占所有投诉的33.73%。
在梵音瑜伽门店关闭后，预付卡的权益能否得到保障成为当下消费者的关注重点。上述达官营门店会员张女士就表示，2022年底自己在梵音瑜伽续费了4万元，至今尚未有任何赔付说法。张女士透露，就自己所在的梵音达官营2群而言，就有近200位消费者遇到了同她相类似的情况。
北京国际商贸中心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赖阳认为，应在政府、行业的支持下建立预付卡保险制度。使用预付卡的企业，在发行预付卡之前先购买预付卡保险，由保险公司对其进行评估后收取程度不同的保险金，当企业运行出现危机时，消费者理赔部分由保险公司承担。
针对风险重重的预付卡机制，各项条例和措施都在相继出台，以在源头进行监管和风险防控。北京市商务局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制定了《北京市零售、餐饮、居民服务业单用途预付卡服务合同》。该示范文本中相关条例要求设置“7天冷静期”，赋予了消费者在未实际使用预付卡消费的情况下，7日内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除此之外，还要求相关方设置预付卡预收资金专用存管账户作为履约保障措施。
除此之外，预付卡也要在金额大小、使用时长等多维度进行规范。正如2021年5月，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联合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北京银保监局等部门联合印发《北京市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管理办法》通知。其中，明确规定按培训周期收费的机构不得一次性收取或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按课时收费的机构，每科不得一次性收取或变相收取超过60课时的费用。按周期和按课时同时进行收费的机构，只能选择收费时段较短的方式，不得变相超过3个月。
若是商业领域能够像教培行业一样对于预付卡的使用范围及费用进行限制，将在源头降低消费者损失。张培英表示，对培训收费实行指定银行、专用账户、专款管理的基础上，对培训收费提出具体课时、使用时间及充值金额的限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预付卡维权难的事件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