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资网 财经 专访|导演徐纪周:《狂飙》里的宿命与反抗宿命

专访|导演徐纪周:《狂飙》里的宿命与反抗宿命

2019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接近尾声,相关宣传工作开始进行,接到任务的制片方找到导演徐纪周,希望他能创作一部相关题材的电视剧。

警匪刑侦题材是徐纪周熟悉的领域,相关内容创作无数,但从他的学生时代起,就有个故事的雏形藏在心中:于一警一匪两个人物身上,拉开时间的经纬,二十年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一个重大事件,以警匪故事,描摹几十年人事变迁和时代侧面,展现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众生百态。

因此,这个创作任务徐纪周毫不含糊地就接下了,“宣传执政党自我革新,保护民生的决心的同时,故事和我的个人表达又是完美契合的。”这便有了近来热播的电视剧《狂飙》。

《狂飙》海报

法治与人情冲撞

徐纪周大学毕业那会儿是2000年前后,赶上了中国刑侦罪案题材佳作井喷的时候,《征服》《黑洞》《黑冰》等优秀作品红遍大江南北。作为刚入行的新人,他有机会做了一些公安政法系统的采访,“那时候发生的大案,那叫一个多。当时社会贫富差异开始显露,极端恶性暴力事件特别多。”

这段采访和观察的经历,让徐纪周有了不少对该题材创作上的思考:“对于黑恶势力,我们不要只是拍些很表面的暴力奇观,而是要挖掘其根源。”

1月25日,《狂飙》在爱奇艺热度值达到10800,创造该播出平台已播剧最高纪录

截至1月26日10时,《狂飙》豆瓣评分为8.9

“最近,我看了一篇网友评论,说安欣和高启强代表的是法治社会和人情社会的冲撞,这很准确。”徐纪周说。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有人一夜暴富,有人无所适从,有人随波逐流。曾经在农村,血缘宗族是维系人情社会的基础,但在城市化进程和人口膨胀过程中,小农经济式的人情社会难以继续,必须有法规制度来重新规范和建立新的社会体系。“而法治社会和人情社会的碰撞过程,出现了黑恶滋生的空隙。”

通常表现这种“碰撞”,戏剧层面上就需要一组对应的警匪人物。“警”的代表安欣,是维护法治社会的理想主义者,“匪”的代表高启强则是人情社会中生长壮大的黑恶势力。这两个人物之鲜活动人,于同类题材剧集中算是罕见。在记者观察中,近年来扫黑题材的创作,通常难免主题先行,人物的成立次之又次。

但《狂飙》第一集上来,就先把这组人物和人物关系,建立得足够新颖扎实。“这两个人物在我心里头长了好多年。”徐纪周道。

《狂飙》第一集临近结尾时,高启强(张颂文 饰)举起纸杯向安欣(张译 饰)道声“新年快乐”

拍出人物和时代社会的关系

故事一开始,就以倒叙对比了警察安欣前后二十年的差异:曾经是理想主义的愣头青,如今是油滑谨慎的老油条。

2021年,全国政法队伍开始了内部的教育整顿。“刀刃向内,倒查20年,挺触目惊心的”。思考之后,徐纪周决定塑造一个理想主义的警察形象,然而在之前的剧本创作中,本来考虑过安欣会有职业上的升迁,但却发现,这个人物的走向和故事所虚构的环境产生了矛盾。

《狂飙》角色安欣人物海报,张译饰演安欣

“我们塑造了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一个信念上、道德上标准都很高的人,那他在‘京海’这样一个人情社会里,他很难生存,一定会被边缘化的。而且故事到后期很残酷,高启强保护伞已经很庞大了,安欣一人之力无法撼动。所以后面大家看到安欣很卑微,在一个宣传科也被排挤。他的变化是自我保护,如果他还是当初那样‘皎如明月’的状态,肯定是要么调走要么消失。”徐纪周坦言,“故事中黑恶势力如此强大,他只能隐藏起来,直到拨云见日。”

《狂飙》中安欣在三个时间段形象对比

高启强这个“黑道大佬”形象也为观众所热议。

在前述2000年前后诞生的一批警匪题材佳作里,塑造了很多经典反派形象。“而这些反派都有其当时的社会代表性和成长土壤,”对此,徐纪周如数家珍,“比如《征服》里刘华强代表的是社会底层最凶蛮的亡命徒,当时社会贫富正开始拉开差距,治安环境也比较动荡;《黑洞》里的聂明宇是官二代,是当时个别官员贪腐下海、权钱勾结的代表;《黑冰》的郭小鹏则是那时候社会关注度很高的‘海归’。这几个反派角色都有特别强的时代属性。”

后来,客观环境的变化导致该题材项目减少,人物创作断层。近些年,该类型创作复苏,佳作频出,但对于反派人物的刻画,却容易流于工具化或表面化。“大家全球佳片看的多了,一些作品里黑恶势力的形象,很多就来源于好莱坞电影、香港电影、韩国电影。客观来说,日本、意大利、美国,甚至回归前的香港,这种社会现象曾是存在于他们土地上的一个现象,人物的特征自然和所在地域时代紧密相关。我们照着人家的东西拍,可咱们这儿不是西西里岛,不是纽约,不是首尔,我们不在那个环境,把人物生搬硬套到咱们的环境里,肯定格格不入。”徐纪周有他的坚持,“我希望我不仅能塑造出这个反派人物,还能把他与时代背景、社会土壤的关系拍出来。这是有社会意义的。”

《狂飙》中高启强在三个时间段形象对比

在剧中,徐纪周设计高启强在京海市办了两个产业:一是幼儿园,一是养老院。幼儿园收费很低,开园比别的幼儿园早半个小时,闭园比别的幼儿园晚两个小时,管每天三顿饭。“你双职工家庭把孩子送进去之后省了多少事儿?这个幼儿园只向政府公务员开放指标。”养老院入住的都是离退休干部,给的住房、护理、医疗待遇标准永远比实际职称待遇要高。“好比你是处级的,我给你局级待遇,你是局级的,我给你部级待遇。”

“这两头一掐,人人都说他高启强的好,他不用去管实权派,实权派维系关系多费劲。”高启强甚至在街坊四邻里声望日隆,老人要看病排队几个月,他一打电话下周就安排;孩子要上重点中学,他找人立刻联系。

高启强深谙人情社会的一切规则,他给城市化进程中被抛下的人一些保护,解决了部分都市人群某些实际问题,于是他能利用一切人脉资源往上走。对于人情社会的洞悉和拿捏,让高启强在京海这座城市里更加隐蔽,更难连根拔起。

“为什么动不了高启强了?为什么没人举报他?”徐纪周用这两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扫黑要常态化?

“因为黑恶势力是钻着社会系统的个别漏洞和缺陷长起来的,它永远是有缝隙就能长。”

三个阶段,三部戏

刑侦罪案题材,有其热门的拍摄地,比如东北地区、重庆、青岛。“但这些地方拍太多了,视觉上观众可能比较疲惫,我们从创作上来说,也比较疲惫。”因此,《狂飙》的选景,徐纪周和团队花了大力气,选景几乎是“中国从南到北走了一遍”,希望能给观众带来一些新的视觉体验。

但由于《狂飙》结构上三个阶段的明确划分,选景必须满足三个不同时代的视觉要求,“这个其实挺难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咱们基建多快啊,现在到任何城市,几十年前的景观难找,有的话也多是景点文物,保护得非常好,剧组没法拍。”

选景直到广东台山、江门、开平一带,不少老街骑楼,令徐纪周耳目一新。加上广东交通便利,这才让剧组能把三个时代需要的场景都囊括。

穿黑衣的警,穿白衣的匪,渐行渐远

三个时代服化道的区分也是难题。“每个人成长的环境不一样,对剧中几个时间节点的具体记忆,肯定不一样,而且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那也会有错位,我们只能尽量找最有时代标志性的东西。”幸而,美术团队年龄也相仿,记忆上有许多重合,大家也非常严谨地在工作,“比如2001年前后,道具车得找桑塔纳和捷达,这种老式车现在找起来可费劲了。”前期美术上的准备工作用了七八个月。

“可以说,这个戏我是当三个戏拍的。故事的三个阶段,场景、道具完全不一样。还有,虽然演员一样,但三个阶段,间隔时间很长,每个阶段的人物状态和人物关系都需要重新梳理。”两个阶段之间的几年,剧本没写,但演员们时隔几年再一出场,得让观众看出来这些年发生了什么,让观众重新去相信他们的状态。

“一个多月,第一个单元拍完了,人物状态刚找着,人物关系刚打好,到了第二单元了,全部从头开始。”演员跟进了个新组一样了,天天找徐纪周聊:“我这时候是什么状态?我中间几年发生了什么,我现在为什么是这样?我现在跟他什么关系?”所以每个演员,每个阶段,徐纪周都得补一堆人物小传。他笑说,“这个戏对演员挑战大,对我挑战更大,还边拍边写,我的天。”

《狂飙》剧照

《狂飙》里几乎每个主要人物,都具备能打动观众的独特魅力,“我的优势是塑造人物还可以,然后找到好演员,大家伙再往上添砖加瓦。”徐纪周坦言。张颂文塑造的高启强近来讨论热度颇高,他的参演,徐纪周认为是“缘分”。

在《狂飙》项目建立之初,前三集剧本便发给了张颂文团队,但始终没回音。于是,徐纪周也找了其他演员,“当时都要开始过合同了,突然演员统筹给我打电话说,张颂文刚下戏,这才看了三集剧本,特别激动,想跟我聊一下。”

在张颂文北京郊区的农家院里,他给徐纪周讲了一晚上他对高启强这个人物未来的各种想象,还把前三集里好多戏给徐纪周演了一遍,并且提到了不少儿时在政府机关大院长大的经历。

“他个人生活经历丰富,24岁才来北京上的电影学院。我认为社会经历对演员非常重要,跟做间接采访完全不一样。颂文跟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天生能亲近,他知道如何跟不同的人打交道。而且我觉得咱们创作理念、创作审美什么都是一致的。”

那天,二人一直聊到天亮,回去之后,徐纪周给合作方打电话,说“如果不找张颂文演这个角色,我会抱憾终生”。“当时谈的演员,也是很好的朋友,但我真的觉得颂文太适合了。”

《狂飙》剧照

两位主演张颂文和张译,和徐纪周年龄相仿,“都是75后,咱们走向社会的时间节点,大概跟故事里是相对应的。我是2001年大学毕业,当时中国刚加入世贸,北京申奥成功,经济高速发展,每个人都觉得未来充满希望,人生有无数可能。二十年时间,到疫情发生,全球经济下行,这时回望过去,会发现命运其实充满了不确定和偶然,你原来所做的一些选择,把你推到今天这个位置。”

对于《狂飙》,徐纪周觉得自己最想表达的,是“命运的不可知和偶然性”:“可能人生到这个阶段了,会觉得宿命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无法违抗。正好三年疫情也跨越这个戏的制作周期,无论从文本到拍摄,我内心这种情绪挺强烈的。我希望在安欣和高启强两个人物身上,有古希腊悲剧式的美学特征:宿命难以抵抗,但人又要不断反抗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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