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是在2023年1月7日，接到了相关方发来的消息：从2022年10月延宕至今，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拟定于1月14日至19日举办。末了，对方缀上一句，“暂时先保密哈！”
这个保密期并不长。1月11日下午，平遥国际电影展创始人、导演贾樟柯在个人朋友圈内发文并配图：“中国电影，平遥迎春。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定于2023年1月14日，于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古城开幕。”
一鲸落，万物生。不少媒体同行马上开始了退票改签工作。三年没回家了，许多人早早订好了返乡的车票。现在，他们又有了春节假期前最后一趟出差任务：目的地，平遥。但去程的高铁票可不好买。在盯了两天发现毫无候补出票的迹象后，记者选择用个人里程兑换机票，先飞太原。
平遥国际电影展很重要吗？对于今时今刻的中国电影而言，恐怕是的。在14日晚间的开幕特别活动上，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文学评论家、散文家李敬泽，宣布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开幕。“相信很多年以后，大家一定会记住这样一届电影展。人们在小年夜，从四面八方赶来，共赴盛宴。”李敬泽说。
整个平遥国际电影节上，贾樟柯无疑是最忙的。除了出席公开活动，其他时间，他都显得有些神龙见首不见尾。1月16日，记者在展映现场偶遇他的同事好友，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执行院长蒋为民。她介绍说，自己14号就来了，“至今还没见着‘科长’呢。”
当日晚间，记者作为昔日校友，同蒋老师和一批来自上海的学生，在平遥电影宫内的“江湖儿女”聚餐。不想刚坐下，贾樟柯，以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院长的身份不期而至。在同大家一一握手合影后，他的高血压上来了，透过黑色的墨镜镜片，也能看出他面色苍白且有些浮肿，只得临时回办公室休息。一旁的助理告诉记者，“导演‘阳康’了没几天。这些天操持电影展，太累了。”
本来记者是希望同贾院长在17日一起吃早饭的，边吃边谈做采访。标题都拟好了，《在平遥，同贾樟柯共进早餐》。但受访者助理在16日早些时候告诉记者，可能只有今晚有时间，“看导演的身体状态，随时抓机会。”
当晚八点整，机会来了。在参加了两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一次都没有专访到创始人的遗憾推动下，记者在接到“导演说，此刻没人拜访，就现在吧！”的通知后，决定捡日不如撞日。此次采访，由于之前提纲拟定方向大致相同，澎湃新闻记者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两人一并获邀前往贾樟柯的办公室进行。
“在平遥这几天，我每天只能睡两个多小时，实在是太忙了。所有的工作都是网格化管理，以每小时划分。”贾樟柯起身寒暄。“不是每小时，忙起来是每十分钟处理一件事。”助理在一旁补充说。“咱们开始吧，我现在感觉还行。”贾樟柯放下手中的保温杯，略略仰靠在沙发上，说。
在半个多小时的对话中，贾樟柯回顾了当初为何选址平遥办电影展，又如何参与设计电影宫，以及历届平遥电影展的艰辛与坚持。他也没有回避2020年的“请辞”，并坦言“更多是自己的自我怀疑”酿成了这一风波。最后，他说自己依然想拍电影，只是目前还在剧本阶段，“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三五年推一部新作，这是正常的节奏。”
下文，以贾樟柯的口述呈现。
第六届“平遥之夜”特别活动之后的媒体见面会，贾樟柯
“我不希望办一个在商业电影院里的电影展”
这个地方，我们叫它平遥电影宫，之前这里是平遥柴油机厂，生产拖拉机发动机，是当地一家很好的国营企业。我第一次来这里，还是1998年来勘景，当时这个厂子还很兴旺。
平遥之于我，充满了当时的记忆。很多当年的拍摄视角，包括城墙现在也都在。之后若干年，我再也没有来过这里。我有个好朋友是平遥人，一次告诉我说，后来这个厂子改制了，生产经营随后也停了，社区也散失了。任何厂矿和建筑都经不住放，就有了荒芜的迹象。后来在这里做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每年10来天。
改建后的平遥电影宫
恰好那时候有好几个城市找我做电影节，包括广州、深圳、成都等，这些地方各有优势。说实话，我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要在平遥做电影展，电影展一定要在交通极度便利，基础设施优良的地方举办。有那么多宾客要来，吃住行都是问题，交通和观众也是问题。最起码它应该是一个有所大学的地方，所以一开始没有想到平遥。
当时山西晋中的领导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托人找到我，问我能不能把影展搬到平遥？我当时就想到了很多困难，但还是被他说服了。他们说有这里一个优势，是任何地方都没有的。这里有世界文化遗产——这座县城是中国汉民族地区现存最为完整的古城。古城有2800年历史，比较完好地保留了明清时期县城的基本风貌。
平遥古城夜景 摄影 王诤
当然，真的要着手办影展，是很棘手的事情。有一些事情很快就能解决，比如住的问题，当时有的酒店还在规划，有的已经开工在建，精品酒店也在开始更新，这里还有一些挺不错的民宿，这些都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接下来就是电影展的具体选址，最后选在了这家柴油机厂。
露天的“站台”大剧场
柴油机厂有它的优势，也有劣势。优势是它就在古城里面，在古城的中心区域，劣势是古城的文保条例摆在那，不能大拆大建。比如就叫“站台”的大剧场，后来改成了露天剧场，因为没有办法盖屋顶，这里的城墙有限高，同时下沉也不能过分，这都是有限制的。清华大学廉毅锐先生的设计团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利用这个地方自然的落差，形成了现在的整体设计格局（见澎湃新闻报道《走，去柴油机厂看电影》）。
我一开始就非常坚持，如果是我们来到平遥办电影展，我不希望办一个在商业电影院里的电影展。我希望有一个单体独栋的电影宫让观众很安静地，尽量在没有商业气息干扰下去欣赏电影。很多电影节是在一个大shopping mall里，穿过那些卖瓷器的、卖衣服的，才能抵达影院。我认为平遥国际电影展不应该是这样的，这里应该是一个相对纯粹的艺术空间。
虽然我去过很多国际电影节，但之前没有操作过电影节，所以一些功能是今天想到东，明天想到西。但还好，最后也都没有落下。比如说弄了半天，突然想到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新闻中心？媒体是很重要的。新闻中心设计进去以后，又想到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论坛空间？诸如此类，有些能够想到，有些想不到。我是以自己就是一个参展导演的角度，从第1天开始设想这个事情，都有哪些流程？会接触到什么样的事情？需要什么样的相应的空间去承载？从一个体验者的角度去想问题，逐渐形成了现在这样的格局。
以露天剧场为例，我现在觉得2200个座位是不够的，排片还是比较吃力。特别是今年冬天才办的第六届影展，露天剧场就用不了了，也迫使我们砍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展映单元。我希望在今年（2023）10月份办第七届的时候，能新建一个300人的影厅，这样就会有更富裕的空间，观众体验也会更好。
俯瞰平遥电影宫
“第一届最困难，这一届主要是受限于疫情”
回想起来，最困难的时候是第一届。因为没有经验，我本人应该是最了解电影节的，因为总是参加，但怎么去管理，内在设计是什么样的结构？我当时是不了解的，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也提前去过戛纳电影节学习，但毕竟还是在外面看，回来以后内在要怎么去管理？确实还是有一些不明白的。当时面临的一个是软件的建立，包括内部的节目架构和管理架构，以及网络系统、媒体系统的搭建，这都是软件的内容。硬件就是要把这个电影宫改造出来，盖房子我们就更不在行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确实缺少策展的经验，也缺少展会管理的经验。这些年，我们真的是一边做，一边自学，压力非常大。好在得益于这里的整体设计布局，包括之后的优化和施工都做得非常好。当年整个项目的施工总监就在工地住了半年，安排好工期之后同步做装修，做到了尽量不出问题。
结果（第一届的时候）在开幕前一天，银幕才亮起来。要知道开幕前一个星期这里还是片工地呢！我这也不是沾沾自喜，这样其实是不好的。如果说是优点的话，我们整个团队是有胆气的，把这个事儿给挑起来了，干出来了。要说总结就是，下一届应该有更为缜密的策划和计划，不能像第一届这样，搭起摊儿来就办了。
第二届总结了很多的经验和不足。比如说志愿者招募，很多有热情的年轻人都来了，他们都是蛮聪明的，也爱电影。我们把他们分成了不同的组做培训，但还是出了一名志愿者把某位明星的房间号发在自己群里的事情。所以再缜密部署，终归是个新生事物，有些事儿防不胜防。
这次（第六届）的困难在于疫情管控，一直确定不了开幕时间，我们是在平遥解封之后，迅速地就开始着手操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平遥这个地方每次都是（疫情）“重灾区”，可能是这里商贾繁盛，人的流动就比较多。
我们要做大量的解释工作给这些片方，因为人家已经把节目留给你了，你究竟办不办？总拖着不是办法。这给我们的选片团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们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获得了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一直陪伴着直到开幕，所以我们此次各个项目仍然保持了很高的首映率。这次平遥解封之后，我就决定还是要办。虎年的事情，就要在虎年办！
2017年10月底，首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期间，贾樟柯一人独坐在露天剧场。
既然你问起了2020年的“请辞”风波——个人而言，总会有自我怀疑和软弱的时候，更多的是自我怀疑，而不是软弱。如果要办一个电影展，特别是在初创期间，对我个人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占据了我大量的时间跟空间。那个时候我还不到50岁，有时候我会想这些时间要是去拍部电影该多好，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一时情绪上来了，确实是不想做了，因为我想去拍电影。
当然同事也都在劝我，影展还在初创阶段，这几年肯定是非常需要我的。等到影展走上了正轨，培养出一些同事接班，我就可以去拍电影了。所以这个事儿最根本的原因，是我想摆脱这一摊子的事儿。影展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我也知道它是有价值的。记得我当时说，“希望我能够远远地看着它茁壮成长。”
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做平台、做电影展要端正两个态度：一、我们是做服务的，宗旨是要服务影迷、服务观众、服务电影工作者，还有相关的产业链，包括媒体。搞电影展，一定是一个服务性质的工作；二、电影展是一个平台，要谨防平台的私人化，不能借助平台办自己的私事，这是不行的。还有就是“拉山头”，这也是不行的，影展强调公平公开，必须抵制各种狭隘的倾向性。个人而言，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喜欢的电影类型。作为平台必须是开放的，无论什么样类型的电影，只要是有创造力的，我认为都可以接受。这是我一直在和同事们讲的。
还有就是，我觉得电影展不要抒情。它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平台。我们是客观地提供信息，提供对于当代电影的观察。菜端到桌子上，大家去品评，电影节不要在那里乱抒情，反而应该是一件冷静的事情，平台就应该是冷静的，它才会有巨大的公共性，不同的观点都会在这里交锋。我们办影展不应该输出太多自己的观点，而是要借重它提供给电影工作者，输出他们的观点。在“服务”二字上，一定要尽我们所能。
我们当然有营收。可预算如果足够充足，很多事情还能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的网络本来应该是每年更新一次，因为预算问题，两年更新一次。所以第二年的时候可能就会刷得有些慢，或者显得陈旧。无非都是这些问题，但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核心问题，最核心的就是节目。我总是跟同事们说，哪个链条出问题都不用怕，都是正常的。这位嘉宾没有接到，那位嘉宾误车了，这些都是小事，最主要的还是把节目要做好。人家这么远来到一个县城，不是来社交的，当然电影展有自己的社交属性。但更主要是冲着节目来的，无论是节目的内容还是电影的内容，我们这些节目要真正有质量、有吸引力、有前瞻性，这是核心的核心。
我们可以没有多大的星光，但要发掘新电影、好电影，要有真正有质量的电影在这里能够被看到。不能说我们在这里放了三四百部电影，影展结束的时候一问，公众连一部片子都不知道？！平遥电影展是要推出电影的。
这些年，我们一直坚持要求电影的首映率。电影有很多，我希望能用良好的服务，优秀的宣介口碑，吸引来好的电影。把电影的首映权，最少是中国首映留给平遥，这样才够保持平遥国际电影展的新鲜度。如果你来到这里后发现，这些电影在全国各地都已经放过了，何必还来这里呢？我们要提供给行业，提供给观众新的东西，这是我们比较坚持的。
1月13日，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开幕前夕，创始人贾樟柯在平遥电影宫答记者问。
“我觉得自己的天命，就是劳碌命”
在平遥办电影展，当然有我乡情的因素。现在我们所处的地方叫做平遥电影宫，实际上当地老百姓还是习惯把这里叫做柴油机厂。这就是他们对这里的感情，我们要尊重他们的这份情感和记忆。能让大家一年热闹一次，平时没事也能来看看电影，我觉得这就是完满。
中国电影确实需要一场盛大的聚会，要凝聚重新出发的心劲儿。疫情结束之后，生活相对正常了。当然，完全恢复是需要一段时间，因为市场是一个生命体，它有内在的机理。这三年实际上把这个机理，给压抑和扭曲了。要回到市场自然的机理是需要重建的，这个重建最好不要有人为干预。这些作品投放到市场之后，市场内在的自身调节作用会逐渐回到相对来说合理的状态。
中国的电影创作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什么问题都没有人的问题大，如果我们没有创作人才了，没有管理人才了，这才是大问题。透过平遥电影展，我们发现了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他们都很有电影热情，这不会因为外在电影市场的变化而变化。他们大部分研发的动力并不是因为市场，想拍好电影是他们的初心，因为爱电影而择其业，这样的人才有很多。
有这么多人才，有这么多爱电影的青年人，搞导演的，搞编剧的，如何来使用这些人才？之后就是从资本运作到整个产业链，如何从制作到放映，能够和这些人才互动。让这些人才在中国电影产业的工业链条里面，进入到各自适合的位置，把他们新的能量贡献出来，释放出来，中国电影工业就会像一台运转相对良好的机器，重新焕发生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本人并不觉得未来有多悲观。我觉得还是要回到电影产业自身的市场经济规则里面，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基本条件。
本届电影展开幕式上，于冬先生所说的“最具泥土气”。我的理解是，他是第一次来平遥国际电影展，看到平遥是一个能够孕育生命的地方。我们可以把这里比喻成长庄稼的土地，新的电影，新的电影人在这里孕育。客观来说，我们引以为傲的是，这些年来，很多新的电影人，带着他们的新作在平遥被人了解，进入到公众的视野，进入了市场。我认为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泥土气息的。这里并不是一个空中楼阁，不是浮光掠影。我们就是希望这里能够像泥土大地一样，生长出崭新的生命。
经过了几年平遥电影展的历练，我们的选片团队、策展团，大家也在一起工作了好几年，有了丰富的经验。我现在基本上过问影展的事情已经比较少了，只是我毕竟是这件事的，哦，创始人（笑），当然也得亲力亲为去管一些事情，特别是在影展期间。除此之外，我大部分时间都不大会太过问影展的事情了。
这几年没拍电影，最大的原因我认为还是疫情。因为拍电影就是一次旅行，也是一个人们聚合在一起的工作。我曾经历了很多年那种冒险式的拍摄，疫情本身也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可能性。这三年拍个电影就像中彩一样，我听说很多朋友的剧组一封，就被封在那半年、几个月。《老枪》那个剧组，包括程耳导演的《无名》剧组，都曾受限于疫情封控。拍电影嘛，最少最少，不要戴着口罩去拍。
去年我监制主持了一档访谈节目《贾乙丙丁》，你觉得我没有作为受访者接受别人采访时那么自如了？那是因为我把自己提的很多问题，后来都剪掉了（大笑）。
至于说到我的新作，你们讲话我有日子没拍新的剧情片了，我反倒觉得三四年不拍电影不是一段太长的时间，有时候我也在反思是不是过去拍电影拍得太快了？其实慢点没关系。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三五年推一部新作，这是正常的节奏。
五十而知天命？我觉得自己的天命，就是劳碌命（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