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的厂房外，物流车辆往来不断；生产车间里，工人巧手如梭、机器人检测产品、精准封装……这种忙碌的景象在如今的中国县城、乡镇里每天上演，一件件颇具技术含量的产品正从乡镇走向全国，成为众多科技终端设备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袤的土地上杂草丛生，废气、废水一步步蚕食碧水蓝天，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一度让中国许多县城、乡镇陷入困局。然而，在硬科技成为当下国内经济发展主线的势头下，这些县城开始了“蝶变”之旅，摒弃传统生产模式，将基础工业能力转化为优势产业竞争力，探索出一条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在努力探索和转型之下，不少县域经济结出了硕果，朴实的土地上开始长出一家家IPO企业。据证券时报记者梳理统计，目前内地资本市场县域上市公司数量接近900家，约占总数的1/6。乘着硬科技产业发展的东风，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一个个县城正强势崛起，成功打通了我国科技产业创新发展的“神经末梢”。
江浙鲁为县域IPO重镇
中西部部分县市进步大后劲足
上市公司是国民经济中一类较具实力的企业群体。近年来，我国县域上市公司的数量越来越多，逐渐成为资本市场的一股重要力量。不同于一些大城市，从县域走出的上市公司中，少数是基于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多数还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功跑出，并以民营企业居多。从数据来看，目前我国内地资本市场县域上市公司数量最集中的地方为江浙地区，这与两省民营经济的发达有莫大的关系。
这其中，上市公司数量最多的县市为江苏省江阴市。江阴市政府官网显示，截至2021年末，该县级市拥有境内上市公司36家，其中上海主板16家、深圳主板13家、创业板7家。若加上20家境外上市公司，该县级市上市公司总数已达56家。资料显示，江阴市为江苏省无锡市下辖的县级市。
江苏省张家港市也是我国上市公司数量较多的县级市。截至2021年末，张家港全市上市公司累计达28家，其中，境内上市公司26家。张家港市为江苏省苏州市下辖的县级市。此外，江苏省昆山市的上市公司数量同样位于全国前列。昆山市政府官网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昆山市境内上市公司累计达26家，境外上市14家。
浙江省的县域上市公司亦为数众多，且更为均衡。浙江省的海宁市、诸暨市、余姚市、新昌县、乐清市、慈溪市等县市上市公司数量均在10家以上。
在我国北方，山东省县域经济实力不俗，这一点也反映到了该省县域上市公司的数量上。比如山东省龙口市是我国北方唯一一个境内上市公司数量超过10家的县级市。资料显示，龙口市为山东省烟台市下辖的县级市，该市亦为山东省经济发展质量最高和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县级市之一。今年前11个月，龙口市民营企业进出口值为271亿元，增长16.5%，占同期龙口市进出口值83.7%，继续发挥外贸“主力军”作用。日前，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公示了2022年度山东省质量强县综合评价结果，拟认定全省10个县为2022年度山东省质量强县，龙口市也位列其中。另外，山东省的胶州市、寿光市等县市上市公司数量也位居全国前列。
此外，福建省的县域经济也颇具实力，其中晋江市一骑绝尘，其境内上市公司数量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该市在境外上市的公司数量更在全国范围内遥遥领先。
中西部县市在资本市场的声量相对较弱，但目前已有不少中西部县市累积了不俗实力，近年获得长足的发展。这里面包括湖南省浏阳市、湖南省长沙县、江西省南昌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安徽省宁国市、安徽省庐江县、安徽省肥西县、湖南省宁乡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等在内的不少县市，在上市公司数量方面已明显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从近十年的上市公司数量增量方面来看，湖南省浏阳市、湖南省长沙县、江西省南昌县、安徽省庐江县等县市表现较为突出。比如，截至2021年底，浏阳市境内A股上市企业达9家，较十年前增长了6家。该市近十年新增的境内A股上市企业行业分布广泛，包括国内电子行业ODM龙头蓝思科技、科创板药企南新制药、华纳药厂、休闲零食龙头盐津铺子等。
除了浏阳市外，近年来长沙县经济发展迅速，在上市公司增量上也获得明显增长。国科微、铁建重工、五新隧装、丽臣实业均为该县市近十年新上市企业。此外，江西省南昌县近年来在资本市场发展势头也较猛，该县市的小蓝经开区近年诞生了多家上市公司；合肥市下辖的庐江县近年上市公司数量增长也较多。
还有部分中西部县市近十年间上市公司数量不仅实现了零的突破，还展现出强大的后劲。江西省乐平市就是这其中的典型代表。资料显示，十年前，江西省乐平市并无境内上市公司，但如今该市已有天新药业、宏柏新材、世龙实业等3家境内上市公司。资料显示，乐平市为景德镇市下辖的县级市，以往在江西并不显山露水，但目前已经形成了以3家A股上市企业为龙头的基础化工、维生素、硅基新材料、电解液、化学制药、汽摩配和数字光电等七大产业链。
产业空间大
生产要素“物全价廉”
县域IPO企业增多现象背后，是中国经济结构的转换和产业链的重构与变革。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红利将尽，当下的一个明显趋势是，各行各业的投资逻辑正从汇聚流量转向深耕产业，尤其是在中国走向科技强国的过程中，国产替代正在加速、硬科技强势崛起，产业链被拉得更长、筑得更厚。
而对硬科技企业来说，那一个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县城，却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
“前些年上市的TO C企业或者互联网公司，在大城市发展更便于吸引人才、获取订单或者招揽人才、拓展渠道，但近些年在政策推动下，越来越多硬科技/制造业公司开始崛起，这些产业往往需要大面积厂房、稳定的人力投入，对生产成本也比较敏感，所以三四线城市更适合他们。”北大汇丰创新创业中心副主任、管理学教授张坤分析。
博雅新材公司是一家集人工合成晶体材料研发、生产、加工和销售的高科技企业，于2016年在四川眉山市成立，近期完成逾4亿元D轮融资。该公司投资方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对记者介绍，该项目的创始人不是四川眉山本地人，但正是看中了眉山当地良好的生产环境，才落户于此。“这种材料类的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土地、水、电等生产要素价格比较敏感，所以必须选择这类城市。”米磊说。
事实上，国内龙头制造业企业也会选择那些生产要素价格较低、与产业相关、生产资源相对集中的地区作为生产和研发的“大本营”。在米磊看来，对于许多材料类企业来说，上述的地方优势甚至可以一定程度上抹平地方在招揽人才方面的劣势。“比如在西安，很多上市企业都是材料型公司，这种企业的研发生产周期很长，短期内很难有爆发性增长。如果在大城市，员工的收入很难覆盖当地高昂的生活成本，而且大城市人才流动性大，人才的稳定性反而不如小地方。”米磊投资了一些非一线城市的企业，他们的共同点是，员工能在当地安居乐业、跳槽意愿不强、幸福指数更高，能踏踏实实地在当地从事研发生产工作。
显而易见的是，基于当下的经济发展政策，大城市相较于县城/乡镇的资源优势在逐渐减弱，而在当前新经济发展格局中，县城和乡镇的可塑性更强，这是当前国内许多硬科技企业扎根县城的重要原因，就连部分龙头企业的半数产能都来自这些地方。
此外，越来越多高科技产业链嵌入乡村沃野，与硬科技产业的产业链属性有莫大关系。与以往的互联网产业不同，硬科技产业链很长，比如半导体产业链，从上游的材料，到中游设计、工艺，再到下游等，环节多且每个环节还会有更细分的领域。当前火热的新能源汽车赛道同样如此，从电池到传感器到激光雷达等，一台新能源车的每一个部位都是一条细分产业链，这就意味着，产业分工更加细化，覆盖更多地域。
“现在从县城走出来的IPO企业更多偏向于产业上游材料型或者资源型的企业，这是产业链延伸和扩大的体现。”华南一中小券商资深投行人士解枫对记者表示。张坤也认为，从产业链延伸的角度来看，未来二三线、甚至三四线城市一定会承载更多的上游产业。许多经济新区和产业园区也都会选择离开大城市中心，进入到交通便利的小型城市。
不可否认的是，县城、乡镇在人力和资金配套方面还处于发展阶段，驻扎在县城和乡镇的企业在吸引人才和融资方面会不如在城市里有优势。因此，张坤认为，将来会有越来越多企业在架构上进行多点网状布局，如在县城、乡镇办企业办厂，入驻产业园区/经济新区，并同时在城市设立办事处和服务中心。
技术和资本加速汇聚
多地铆足劲儿筑巢引企
一个个从县城崛起的IPO企业背后，是一支支阵容庞大的投资队伍。
比如，来自湖北黄石、近期刚启动IPO的融通高科，身后就不乏红杉中国、凯辉汽车基金、湖北高投等知名VC机构，以及广汽、上汽等多家汽车产业资本。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越来越多一级市场投资人下沉乡镇、走进实验室、厂房甚至仓库找项目，更有一些投资人去了田间地头和港口、矿山做尽调。
达晨财智执行合伙人、总裁肖冰曾感慨道：“时代变了，投资人不是在办公室里喝喝咖啡、打打电话就能投到优质项目。”投资人早已意识到，在硬科技投资的时代，优质项目往往不在一线城市，而是散落在中国广袤的县域中。
“从投资的角度看，冷门的地方项目估值低，若能投出好项目，回报可能会更高。而一线城市虽然项目多，但机构也多，项目估值也高，性价比未必很高。”米磊表示。
一个企业支撑一座城的故事，在中国不少县域中频繁上演。比如，福建省宁德市紧紧抓住了宁德时代这个龙头企业，开始不断招商引资，为整个锂电新能源产业创造了一个很好的营商环境。宁德时代给当地带来的有形和无形的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一个龙头企业能给地方带来财税贡献、带动就业、产业链的发展，尤其是人口少的小地方，若能跑出一个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这个地方的经济就腾飞了。”解枫表示。
投资机构在二三四线城市开启沉浸式投资的同时，地方政府在招揽优质企业和人才方面也表现得热情似火。最明显的趋势是，除了省级和地市级基金，政府引导基金开始下沉至区县级政府，聚焦当地重点产业及产业园区，深入培育当地企业和产业集聚发展。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至2022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区县级政府引导基金占比已达50%，同比增势显著。
清科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年前三季度中国股权投资市场研究报告》显示，从前三季度新募集基金的数量和金额来看，宁夏分别录得550%和182.4%的涨幅，河南则分别录得同比152.4%和464.8%的涨幅。此外，江西也分别录得15.6%和21.3%的增长，福建、安徽、山东等地在新募基金数量上都获得了同比增长。
投资方面，行业里关于“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偏见开始被打破。今年前三季度，辽宁的早期投资案例数和投资金额分别录得300%和1464.5%的增长，吉林也分别录得100%和967%的增长。此外，江西、河北、海南、安徽、天津等地都在今年整个VC投资放缓的背景下，逆势获得增长。
“我们投的不少项目都是被地方招商引资过去的，因为小地方的初创企业比较稀缺，所以政府支持力度很大，尤其是硬科技这种重资产投入的产业，更需要地方给予政策和财税上的优惠。”米磊认为，如今资本对二三四线城市以及区县的关注，是对过去扎堆投资一线城市的一种修正。
综上，技术和资本犹如两只“风火轮”，地方经济踩着它们就能飞向万里高空。张坤表示，技术下乡是国家鼓励的方向，长期以来在农、林、畜牧业领域都有很多实践，但在制造业等科技产业上仍可进一步发展，我们能否看到更多县域IPO的出现，也将取决于此。此外，国家政策近年来一直在鼓励并规范社会资本下乡的流程与模式。因此，探索更多县域IPO的商业模式也是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商业话题。
可以预见，技术和资本正发挥强大的乘数效应，推动中国一个个县城向着工业强县阔步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