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资网 财经 在平遥遇见贾樟柯:五十多岁了,三五年推一部新作是正常节奏

在平遥遇见贾樟柯:五十多岁了,三五年推一部新作是正常节奏

澎湃新闻记者是在2023年1月7日,接到了相关方发来的消息:从2022年10月延宕至今,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拟定于1月14日至19日举办。末了,对方缀上一句,“暂时先保密哈!”

这个保密期并不长。1月11日下午,平遥国际电影展创始人、导演贾樟柯在个人朋友圈内发文并配图:“中国电影,平遥迎春。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定于2023年1月14日,于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古城开幕。”

一鲸落,万物生。不少媒体同行马上开始了退票改签工作。三年没回家了,许多人早早订好了返乡的车票。现在,他们又有了春节假期前最后一趟出差任务:目的地,平遥。但去程的高铁票可不好买。在盯了两天发现毫无候补出票的迹象后,记者选择用个人里程兑换机票,先飞太原。

平遥国际电影展很重要吗?对于今时今刻的中国电影而言,恐怕是的。在14日晚间的开幕特别活动上,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文学评论家、散文家李敬泽,宣布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开幕。“相信很多年以后,大家一定会记住这样一届电影展。人们在小年夜,从四面八方赶来,共赴盛宴。”李敬泽说。

整个平遥国际电影节上,贾樟柯无疑是最忙的。除了出席公开活动,其他时间,他都显得有些神龙见首不见尾。1月16日,记者在展映现场偶遇他的同事好友,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执行院长蒋为民。她介绍说,自己14号就来了,“至今还没见着‘科长’呢。”

当日晚间,记者作为昔日校友,同蒋老师和一批来自上海的学生,在平遥电影宫内的“江湖儿女”聚餐。不想刚坐下,贾樟柯,以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院长的身份不期而至。在同大家一一握手合影后,他的高血压上来了,透过黑色的墨镜镜片,也能看出他面色苍白且有些浮肿,只得临时回办公室休息。一旁的助理告诉记者,“导演‘阳康’了没几天。这些天操持电影展,太累了。”

本来记者是希望同贾院长在17日一起吃早饭的,边吃边谈做采访。标题都拟好了,《在平遥,同贾樟柯共进早餐》。但受访者助理在16日早些时候告诉记者,可能只有今晚有时间,“看导演的身体状态,随时抓机会。”

当晚八点整,机会来了。在参加了两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一次都没有专访到创始人的遗憾推动下,记者在接到“导演说,此刻没人拜访,就现在吧!”的通知后,决定捡日不如撞日。此次采访,由于之前提纲拟定方向大致相同,澎湃新闻记者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两人一并获邀前往贾樟柯的办公室进行。

“在平遥这几天,我每天只能睡两个多小时,实在是太忙了。所有的工作都是网格化管理,以每小时划分。”贾樟柯起身寒暄。“不是每小时,忙起来是每十分钟处理一件事。”助理在一旁补充说。“咱们开始吧,我现在感觉还行。”贾樟柯放下手中的保温杯,略略仰靠在沙发上,说。

在半个多小时的对话中,贾樟柯回顾了当初为何选址平遥办电影展,又如何参与设计电影宫,以及历届平遥电影展的艰辛与坚持。他也没有回避2020年的“请辞”,并坦言“更多是自己的自我怀疑”酿成了这一风波。最后,他说自己依然想拍电影,只是目前还在剧本阶段,“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三五年推一部新作,这是正常的节奏。”

下文,以贾樟柯的口述呈现。

第六届“平遥之夜”特别活动之后的媒体见面会,贾樟柯

“我不希望办一个在商业电影院里的电影展”

这个地方,我们叫它平遥电影宫,之前这里是平遥柴油机厂,生产拖拉机发动机,是当地一家很好的国营企业。我第一次来这里,还是1998年来勘景,当时这个厂子还很兴旺。

平遥之于我,充满了当时的记忆。很多当年的拍摄视角,包括城墙现在也都在。之后若干年,我再也没有来过这里。我有个好朋友是平遥人,一次告诉我说,后来这个厂子改制了,生产经营随后也停了,社区也散失了。任何厂矿和建筑都经不住放,就有了荒芜的迹象。后来在这里做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每年10来天。

改建后的平遥电影宫

恰好那时候有好几个城市找我做电影节,包括广州、深圳、成都等,这些地方各有优势。说实话,我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要在平遥做电影展,电影展一定要在交通极度便利,基础设施优良的地方举办。有那么多宾客要来,吃住行都是问题,交通和观众也是问题。最起码它应该是一个有所大学的地方,所以一开始没有想到平遥。

当时山西晋中的领导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托人找到我,问我能不能把影展搬到平遥?我当时就想到了很多困难,但还是被他说服了。他们说有这里一个优势,是任何地方都没有的。这里有世界文化遗产——这座县城是中国汉民族地区现存最为完整的古城。古城有2800年历史,比较完好地保留了明清时期县城的基本风貌。

平遥古城夜景 摄影 王诤

当然,真的要着手办影展,是很棘手的事情。有一些事情很快就能解决,比如住的问题,当时有的酒店还在规划,有的已经开工在建,精品酒店也在开始更新,这里还有一些挺不错的民宿,这些都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接下来就是电影展的具体选址,最后选在了这家柴油机厂。

露天的“站台”大剧场

柴油机厂有它的优势,也有劣势。优势是它就在古城里面,在古城的中心区域,劣势是古城的文保条例摆在那,不能大拆大建。比如就叫“站台”的大剧场,后来改成了露天剧场,因为没有办法盖屋顶,这里的城墙有限高,同时下沉也不能过分,这都是有限制的。清华大学廉毅锐先生的设计团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利用这个地方自然的落差,形成了现在的整体设计格局(见澎湃新闻报道《走,去柴油机厂看电影》)。

我一开始就非常坚持,如果是我们来到平遥办电影展,我不希望办一个在商业电影院里的电影展。我希望有一个单体独栋的电影宫让观众很安静地,尽量在没有商业气息干扰下去欣赏电影。很多电影节是在一个大shopping mall里,穿过那些卖瓷器的、卖衣服的,才能抵达影院。我认为平遥国际电影展不应该是这样的,这里应该是一个相对纯粹的艺术空间。

虽然我去过很多国际电影节,但之前没有操作过电影节,所以一些功能是今天想到东,明天想到西。但还好,最后也都没有落下。比如说弄了半天,突然想到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新闻中心?媒体是很重要的。新闻中心设计进去以后,又想到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论坛空间?诸如此类,有些能够想到,有些想不到。我是以自己就是一个参展导演的角度,从第1天开始设想这个事情,都有哪些流程?会接触到什么样的事情?需要什么样的相应的空间去承载?从一个体验者的角度去想问题,逐渐形成了现在这样的格局。

以露天剧场为例,我现在觉得2200个座位是不够的,排片还是比较吃力。特别是今年冬天才办的第六届影展,露天剧场就用不了了,也迫使我们砍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展映单元。我希望在今年(2023)10月份办第七届的时候,能新建一个300人的影厅,这样就会有更富裕的空间,观众体验也会更好。

俯瞰平遥电影宫

“第一届最困难,这一届主要是受限于疫情”

回想起来,最困难的时候是第一届。因为没有经验,我本人应该是最了解电影节的,因为总是参加,但怎么去管理,内在设计是什么样的结构?我当时是不了解的,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也提前去过戛纳电影节学习,但毕竟还是在外面看,回来以后内在要怎么去管理?确实还是有一些不明白的。当时面临的一个是软件的建立,包括内部的节目架构和管理架构,以及网络系统、媒体系统的搭建,这都是软件的内容。硬件就是要把这个电影宫改造出来,盖房子我们就更不在行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确实缺少策展的经验,也缺少展会管理的经验。这些年,我们真的是一边做,一边自学,压力非常大。好在得益于这里的整体设计布局,包括之后的优化和施工都做得非常好。当年整个项目的施工总监就在工地住了半年,安排好工期之后同步做装修,做到了尽量不出问题。

结果(第一届的时候)在开幕前一天,银幕才亮起来。要知道开幕前一个星期这里还是片工地呢!我这也不是沾沾自喜,这样其实是不好的。如果说是优点的话,我们整个团队是有胆气的,把这个事儿给挑起来了,干出来了。要说总结就是,下一届应该有更为缜密的策划和计划,不能像第一届这样,搭起摊儿来就办了。

第二届总结了很多的经验和不足。比如说志愿者招募,很多有热情的年轻人都来了,他们都是蛮聪明的,也爱电影。我们把他们分成了不同的组做培训,但还是出了一名志愿者把某位明星的房间号发在自己群里的事情。所以再缜密部署,终归是个新生事物,有些事儿防不胜防。

这次(第六届)的困难在于疫情管控,一直确定不了开幕时间,我们是在平遥解封之后,迅速地就开始着手操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平遥这个地方每次都是(疫情)“重灾区”,可能是这里商贾繁盛,人的流动就比较多。

我们要做大量的解释工作给这些片方,因为人家已经把节目留给你了,你究竟办不办?总拖着不是办法。这给我们的选片团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们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获得了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一直陪伴着直到开幕,所以我们此次各个项目仍然保持了很高的首映率。这次平遥解封之后,我就决定还是要办。虎年的事情,就要在虎年办!

2017年10月底,首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期间,贾樟柯一人独坐在露天剧场。

既然你问起了2020年的“请辞”风波——个人而言,总会有自我怀疑和软弱的时候,更多的是自我怀疑,而不是软弱。如果要办一个电影展,特别是在初创期间,对我个人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占据了我大量的时间跟空间。那个时候我还不到50岁,有时候我会想这些时间要是去拍部电影该多好,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一时情绪上来了,确实是不想做了,因为我想去拍电影。

当然同事也都在劝我,影展还在初创阶段,这几年肯定是非常需要我的。等到影展走上了正轨,培养出一些同事接班,我就可以去拍电影了。所以这个事儿最根本的原因,是我想摆脱这一摊子的事儿。影展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我也知道它是有价值的。记得我当时说,“希望我能够远远地看着它茁壮成长。”

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做平台、做电影展要端正两个态度:一、我们是做服务的,宗旨是要服务影迷、服务观众、服务电影工作者,还有相关的产业链,包括媒体。搞电影展,一定是一个服务性质的工作;二、电影展是一个平台,要谨防平台的私人化,不能借助平台办自己的私事,这是不行的。还有就是“拉山头”,这也是不行的,影展强调公平公开,必须抵制各种狭隘的倾向性。个人而言,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喜欢的电影类型。作为平台必须是开放的,无论什么样类型的电影,只要是有创造力的,我认为都可以接受。这是我一直在和同事们讲的。

还有就是,我觉得电影展不要抒情。它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平台。我们是客观地提供信息,提供对于当代电影的观察。菜端到桌子上,大家去品评,电影节不要在那里乱抒情,反而应该是一件冷静的事情,平台就应该是冷静的,它才会有巨大的公共性,不同的观点都会在这里交锋。我们办影展不应该输出太多自己的观点,而是要借重它提供给电影工作者,输出他们的观点。在“服务”二字上,一定要尽我们所能。

我们当然有营收。可预算如果足够充足,很多事情还能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的网络本来应该是每年更新一次,因为预算问题,两年更新一次。所以第二年的时候可能就会刷得有些慢,或者显得陈旧。无非都是这些问题,但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核心问题,最核心的就是节目。我总是跟同事们说,哪个链条出问题都不用怕,都是正常的。这位嘉宾没有接到,那位嘉宾误车了,这些都是小事,最主要的还是把节目要做好。人家这么远来到一个县城,不是来社交的,当然电影展有自己的社交属性。但更主要是冲着节目来的,无论是节目的内容还是电影的内容,我们这些节目要真正有质量、有吸引力、有前瞻性,这是核心的核心。

我们可以没有多大的星光,但要发掘新电影、好电影,要有真正有质量的电影在这里能够被看到。不能说我们在这里放了三四百部电影,影展结束的时候一问,公众连一部片子都不知道?!平遥电影展是要推出电影的。

这些年,我们一直坚持要求电影的首映率。电影有很多,我希望能用良好的服务,优秀的宣介口碑,吸引来好的电影。把电影的首映权,最少是中国首映留给平遥,这样才够保持平遥国际电影展的新鲜度。如果你来到这里后发现,这些电影在全国各地都已经放过了,何必还来这里呢?我们要提供给行业,提供给观众新的东西,这是我们比较坚持的。

1月13日,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开幕前夕,创始人贾樟柯在平遥电影宫答记者问。

“我觉得自己的天命,就是劳碌命”

在平遥办电影展,当然有我乡情的因素。现在我们所处的地方叫做平遥电影宫,实际上当地老百姓还是习惯把这里叫做柴油机厂。这就是他们对这里的感情,我们要尊重他们的这份情感和记忆。能让大家一年热闹一次,平时没事也能来看看电影,我觉得这就是完满。

中国电影确实需要一场盛大的聚会,要凝聚重新出发的心劲儿。疫情结束之后,生活相对正常了。当然,完全恢复是需要一段时间,因为市场是一个生命体,它有内在的机理。这三年实际上把这个机理,给压抑和扭曲了。要回到市场自然的机理是需要重建的,这个重建最好不要有人为干预。这些作品投放到市场之后,市场内在的自身调节作用会逐渐回到相对来说合理的状态。

中国的电影创作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什么问题都没有人的问题大,如果我们没有创作人才了,没有管理人才了,这才是大问题。透过平遥电影展,我们发现了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他们都很有电影热情,这不会因为外在电影市场的变化而变化。他们大部分研发的动力并不是因为市场,想拍好电影是他们的初心,因为爱电影而择其业,这样的人才有很多。

有这么多人才,有这么多爱电影的青年人,搞导演的,搞编剧的,如何来使用这些人才?之后就是从资本运作到整个产业链,如何从制作到放映,能够和这些人才互动。让这些人才在中国电影产业的工业链条里面,进入到各自适合的位置,把他们新的能量贡献出来,释放出来,中国电影工业就会像一台运转相对良好的机器,重新焕发生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本人并不觉得未来有多悲观。我觉得还是要回到电影产业自身的市场经济规则里面,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基本条件。

本届电影展开幕式上,于冬先生所说的“最具泥土气”。我的理解是,他是第一次来平遥国际电影展,看到平遥是一个能够孕育生命的地方。我们可以把这里比喻成长庄稼的土地,新的电影,新的电影人在这里孕育。客观来说,我们引以为傲的是,这些年来,很多新的电影人,带着他们的新作在平遥被人了解,进入到公众的视野,进入了市场。我认为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泥土气息的。这里并不是一个空中楼阁,不是浮光掠影。我们就是希望这里能够像泥土大地一样,生长出崭新的生命。

经过了几年平遥电影展的历练,我们的选片团队、策展团,大家也在一起工作了好几年,有了丰富的经验。我现在基本上过问影展的事情已经比较少了,只是我毕竟是这件事的,哦,创始人(笑),当然也得亲力亲为去管一些事情,特别是在影展期间。除此之外,我大部分时间都不大会太过问影展的事情了。

这几年没拍电影,最大的原因我认为还是疫情。因为拍电影就是一次旅行,也是一个人们聚合在一起的工作。我曾经历了很多年那种冒险式的拍摄,疫情本身也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可能性。这三年拍个电影就像中彩一样,我听说很多朋友的剧组一封,就被封在那半年、几个月。《老枪》那个剧组,包括程耳导演的《无名》剧组,都曾受限于疫情封控。拍电影嘛,最少最少,不要戴着口罩去拍。

去年我监制主持了一档访谈节目《贾乙丙丁》,你觉得我没有作为受访者接受别人采访时那么自如了?那是因为我把自己提的很多问题,后来都剪掉了(大笑)。

至于说到我的新作,你们讲话我有日子没拍新的剧情片了,我反倒觉得三四年不拍电影不是一段太长的时间,有时候我也在反思是不是过去拍电影拍得太快了?其实慢点没关系。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三五年推一部新作,这是正常的节奏。

五十而知天命?我觉得自己的天命,就是劳碌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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